1907年，28岁的孔祥熙从耶鲁大学研究院毕业，他主修矿物学，立志回国开发丰富的地下宝藏，以挽救贫穷的故土。此时，一位比他年长几个月的山西同乡，正收拾行囊，踏上留学英国南威尔斯采矿大学的旅程。
后来，孔祥熙以贩卖洋煤油发家，政商道上快马轻骑，再也无暇投身矿业，而那位名叫白象锦的青年学成归来，把长达60年的大半辈子时光，都花在了为家乡挖煤上。
争矿驱“福”
对洋人持续多年的武力和经济入侵，山西民众积怨已久，英商福公司作风霸道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
白象锦生于太原以西黄河之滨的兴县一个皮匠家庭，因聪敏好学，18岁时中了秀才，随后受“戊戌变法”影响，萌生维新救国思想，1902年，考入刚刚开设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预科。山西大学堂是知名传教士英国人李提摩太倡议，并得到开明的山西巡抚岑春煊支持，以该省庚子赔款50万两银子兴办的，它与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前身)、北洋大学堂(天津大学前身)并称国内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，也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。
1905年，正太铁路(河北正定—山西太原)修至山西阳泉，英国福公司根据早先与清廷签订的出让山西采矿权的密约，派人前来筹备开矿事宜。此事一经披露，震动三晋民间，白象锦及山西大学堂同学与太原数千名学生一起，包围山西商务局，大闹官绅与福公司代表宴会现场，引发“争矿运动”。此举得到大批留日山西籍学生声援，影响波及全国，前后历经两年多，终以1907年福公司被迫撤走，清廷批准成立山西地方官商合办的保晋矿务公司而告结束。
说起英国福公司觊觎山西矿产的前因，不能不提一个德国人李希霍芬。从1868年到1872年，这位有名的地理旅行家和地质学家，得到上海西商会资助，七次深入中国内地，详细考察了包括山西在内的14个省区。在此期间，他正式确认了史书上记载的罗布泊(早已干涸的内陆大湖)的位置，并首次使用“丝绸之路”一词，来形容中国西部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。
李希霍芬所到之处，最关心的还是各地矿产尤其是煤矿的分布及开采价值。1870年他到山西平定、太原等地考察，沿途所见煤藏之丰富让他大感惊讶：“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铁产区之一……在目前煤的消费水平上，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之用。”他认为，山西煤田的面积约3万平方英里，很可能超过当时公认冠绝全球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(煤田约二万平方英里)，而且“它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开采的难度小、成本低，能够大面积开采”。
来华之前，李希霍芬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做了5年地质勘查，他的研究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“淘金热”。这一回描述多少有些夸张的考察报告发表后，又迅速在列强中引起轰动。1873年初，英国外交部次长在国会辩论上即表示，没有理由怀疑李希霍芬对中国诸省煤藏量估计的正确性，并声称，“希望清政府迟早会了解，用外国资本开发其矿产，会给他们带来利益的”。
1897年，英商在北京设立福公司，以开采山西、河南的煤铁矿。在时任山西巡抚胡聘之的首肯下，他们与跑到山西挖煤的江苏籍买办刘鹗(即著名谴责小说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)及山西商务局签约，名为“借款开矿”，但要求分享一半利润，且“银钱出入由洋董事经理”，实际上等于出资收购了平定、潞安等四个州县的采矿权。
第二年，清廷正式准许借外国款开采山西矿，与英国签订《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地矿产章程》，福公司以200万两白银的代价，获得潞安府、泽州府、平定州、盂县、平阳府各矿的开采冶炼权，以及相关的修铁路、疏河港的特权。1900年庚子之乱后，福公司更请英国驻清使节发出外交照会：“不准他人开采，并土人所开各洞均须一律封闭。”
对洋人持续多年的武力和经济入侵，山西民众积怨已久，在他们看来，福公司作风实在霸道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
保晋进“宝”
1933年，白象锦执掌的保晋大同分公司固定资产增加到200多万元，为山西民族资本实业企业最兴盛的一家。
经历“争矿运动”， 白象锦深切体会到矿产开发对中国、对山西未来的重要性，遂努力考取官费留学，负笈英伦，专攻矿业。1912年，白象锦毕业回国，先在母校山西大学任教，1918年，应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崔廷献(曾任山西省政府政务厅长)之邀，出任大同分公司副经理。
保晋矿务公司是“争矿运动”胜利后，山西一些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倡办的，并经清政府农工商部批准立案，1907年4月正式成立，首任总经理为渠本翘。渠氏出身祁县富商渠家，收回矿权过程中向各票号筹款白银150万两，居功至伟，深孚众望。第二年，他又应清末票号改革家李宏龄之约，共同筹办新型银行。
保晋公司属官商合办，山西省政府拨发20万两白银入股，但远远不敷使用，公司又与官方议定，在全省发行股票筹集资金，每股白银五两，原计划筹集60万股300万两，但未能实现。此后7年间，共筹集股银192万两，其中本省174万两，以经营票号、商号的商人认购最多，如渠家属下三家票号即出资9000两，共认购股票1800股。
保晋矿务公司总部先设在太原，后迁至阳泉。它在阳泉开办了6个矿，在大同、平定等地筹建新矿，并陆续接收省内4家矿业公司，成为山西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。但是，由于山西官方截留了渠本翘当年向各票号预借赎矿银的抵押“地亩捐”(农业税)，他不得不将公司吸收到的一些资本挪借归还票号，导致资金周转困难，加上各矿沿用小煤窑开采方式，生产效率不高，连年亏本，渠本翘只有黯然辞职。
此后一直到1917年，保晋公司连换四五任总经理，并招徕人才，尝试改革，但经营管理依然混乱，地方税负又重(如仅阳泉分公司每年上缴的矿区管理费，就折合2400多吨煤炭)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。
1916年，京张铁路(北京至张家口)延伸到绥远省，大同煤矿运输条件大为改善，成为保晋公司业务重振的希望。正当盛年(39岁)的白象锦上任后，即到大同下属各矿区考察，决定先在忻州窑开凿竖井，这也是大同第一座近代化水平作业的采矿竖井，设计直径5米，日产煤炭千余吨，总投资约60万银元。
资金不足，设备有限，是白象锦面临的主要难题。竖井开凿日期一拖再拖，开工后井打了一年多，天天往外排水，就是不见煤，大家对这位洋学生的能耐也产生了怀疑。幸而白象锦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坚持不懈，1925年，这座竖井终于建成正式投产，日产煤炭五六百吨，大部分远销外省，大同分公司经营开始有盈余。同一年，白象锦接任保晋总公司协理兼大同分公司经理，他放手提拔人才，提高工程技术，并着手清理内部事务。
其实早在1922年，保晋总公司在积极改革的总经理崔廷献主持下，煤炭年产量已达22万多吨，并全部付清了英国福公司的矿权赎款。但因多年经营不善积欠，仍有银行贷款120多万元迟迟未能偿还，成为业务发展一大包袱。1930年，适值阎锡山中原大战倒蒋失败，山西省银行钞票随之贬值，白象锦抓住机会，几番腾挪，一次就把所欠银行贷款全部还清。稍后他又亲自出马到天津向其他银行借款20万银元，购买设备，修建连接忻州窑到大同口泉站(后来此处一度是全国最大货运火车站及最大煤炭运输编组站之一)的窄轨铁路，并与晋东煤业公司签订包销合同，保证了各矿区每月的生产开支。
1933年，白象锦执掌的保晋大同分公司固定资产增加到200多万元，为山西民族资本实业企业最兴盛的一家。1935年，保晋总公司董事会决定，以大同分公司的盈余款额拨付股东利息，其他分公司的盈余则投入扩大再生产，保晋的业务，更加蒸蒸日上。
晋矿“阎”办
抗战之前，大同煤矿、阳泉煤矿等较大矿区，除民资保晋公司经营的部分外，大多由以阎锡山为首的官僚资本控制，或采取公私合营方式。
以民间晋商资本为主的保晋矿务公司经营日见起色之时，中原大战受挫后力图东山再起的阎锡山，也把煤炭开采作为自己“造产救国”主张(详见《中国经营报》2012年1月2日D8版《翻云覆雨两政商》)的重点来抓。
据时人回忆，阎锡山治晋前半期(1912~1937年)，大同煤矿、阳泉煤矿、太原东西山煤矿等较大矿区，都已陆续采用新式机器采掘，除民资保晋公司经营的部分外，这些矿区大多由以阎为首的官僚资本(时称“公营”)控制，或采取公私合营方式。
如1919年在大同成立的同宝煤矿公司，即由原来公营的裕晋煤矿公司与晋北镇守使(相当于省军分区司令)张树帜开办的义昌煤矿公司合并，以矿区作股金100万元，再引入北洋系高官梁士诒(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、交通银行总理，1921年受奉系拥戴出任国务总理)200万元股金，成为公私合营企业。
1928年，阎锡山又在大同设立晋北矿务局，接办因故停业的公营山西军人煤矿，资本金150万元，由留日出身的梁上椿为局长，在天津、北平均设办事处，对外推销煤炭。
1934年7月，冰心曾与郑振铎、顾颉刚、许地山等文艺界好友游览大同，应邀参观了晋北矿务局，留有如下描述：
“晋北矿务局是一所半洋式的房子，有办公处，图书室等设备。自招待室后窗，望见了后面山上的工人俱乐部，有些面目黧黑的工人，在门口坐立。晋北矿务局成立于民国十八年，廿一年末改组为公商合办之股份有限公司。矿区已开采者有煤峪及永定庄两处煤井，均用新法，掘成许多横贯的平洞，每间一百尺，即开一风洞。上下用吊车。矿中并有排水通风各种设备。”
根据冰心的了解，该矿“工人分日夜三班，每班八小时，工头工资每日四角，工人最少者一角七分。矿中现共有工人3000余，每日产煤量本可有2000吨，近来因销路不佳，每日只开采六七百吨”。
大同煤矿产能充裕却“销路不佳”，主要原因是当时可通达外省的三条铁路中，只有纵贯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是本省自建自营，正太、平绥(北平—归绥，即呼和浩特)两路由国民政府铁道部掌握，运费偏高，大大限制了煤炭的输出。加上各煤矿各自经营，自行销售，外销力度不足。
阎锡山一边向铁道部交涉降低煤炭运费，正面说理加上侧面请托送礼，并发动舆论攻势，一边对省内各矿实行“分采合销”政策，先后在大同、阳泉组织“同煤总销处”和“晋煤总销处”。
1932年，阎锡山在天津成立大同矿业公司，委任亲信幕僚梁航标为经理(梁航标本名梁巨川，因阎锡山号“百川”，梁为表示谦恭将名字也改了)，梁上椿为副经理兼大同矿务局局长。阎要求他们将大同、阳泉的煤炭尽量外运，除向天津、上海等地推销外，一大部分是经塘沽出口运往日本。
虽然当时连接各矿的铁路车皮较少，运输困难，大同矿业业务发展受到一定限制，但获利依然可观。公司曾在天津旧法租界斥资万元购置一栋大楼，又在旧英租界新建洋楼数处，公司经理及副经理每人一所。1934年，“二梁”意见分歧，不能合作，阎锡山调梁航标回太原担任其核心企业西北实业公司经理，梁上椿接任天津大同矿业公司经理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天津、太原相继沦陷，梁上椿即将天津大同矿业公司职工全部解散，宣告停办。不久，梁出任伪职，沦为汉奸，晚节未保，此是后话。
世纪轮回
20世纪50年代初，三晋大地，千里煤海，成了中国重工（601989）业加速发展战略上的关键棋子。
1937年9月13日，日军侵占大同。大同失陷前夕，白象锦见形势危急，为免矿产资敌，忍痛组织工人炸毁了亲手开凿的忻州窑坑口，又在掩埋锅炉、机器等全部设备及库存物资后，放火烧掉所有地面建筑物。10月30日，日军攻入阳泉，保晋总公司亦不复存在了。
报国无门，抗敌无力，58岁的白象锦唯有携带家眷南下武汉，又辗转到达成都，落脚于灌县(今都江堰市)，在一家中学教书为生。日军占领大同矿区后，急于掠夺煤炭，支持侵略战争，遂采取“以华制华”策略，让汉奸王揖唐出面写信，许以月薪2000银元，请白象锦回来主持矿务，遭到他严词拒绝。
据学者估计，日寇侵占山西期间，劫运煤炭达2000多万吨。抗战胜利后，阎锡山重掌山西，随即以山西公营事业董事会及西北实业公司名义，接管省内主要厂矿、铁路、银行等，原保晋总公司所属阳泉矿区，由阳泉矿务局接收，晋北矿务局则依旧经营。1948年，在山西全境，阎锡山辖区内煤产量近200万吨，共产党解放区的煤炭产量，约为40余万吨，合计未到日占时期最高峰产量(620万吨，1943年)的一半。
1950年1月，蛰居西南十余年的白象锦，举家回到太原，担任山西省工业厅工程师。
此际的山西煤炭业，已不是当年他慷慨激昂呼吁“争矿”，或苦心经营重振保晋时的光景，三晋大地，千里煤海，成了中国重工业加速发展战略上的关键棋子。中央政府相继从外省市调动大批煤炭勘探、设计和施工力量前来支援，全省原煤产量从1950年的380万吨，猛增到1957年的2368万吨。
当然，也是从1957年起，山西煤矿成为清一色的“国字号”，大同矿务局和阳泉矿务局直属中央，地方国营煤矿增至120座(1952年为65座)，而原来的1000多座私营小煤窑，则全部完成了“社会主义改造”。经阎锡山“晋矿官办”及日寇侵吞后日渐式微的民资矿业，至此烟消云散。
年已古稀的白象锦仍在发挥余热，他四处实地考察，协助筹建了一批新煤矿，参与制订山西“一五”到“五五”计划期间的煤炭生产方案，又伏案写出《山西矿产资源考察意见》、《山西矿山开发利用之设想》等著作。
历经三朝风雨，一生起伏无定的白象锦，终于得享天年，于1971年6月以92岁高龄辞世，据说临终前还手不释卷地翻译外国煤炭技术资料。此时，距李希霍芬惊呼“山西煤藏天下第一”，恰好是一个世纪。
又过了14个春秋，1985年6月，中国与罗马尼亚合作开发的霍县矿务局白龙煤矿开工建设，这是山西第一个中外合资煤炭工程。同年7月1日，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作经营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动工，后来很长时间里，它都是中国与外国合作开发的最大型煤矿。
这一年，是山西民众奋起驱逐英国福公司的“争矿运动”爆发80周年。
（本文转自中国经营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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